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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转世白医生白求恩葛洪重现黑大夫柯棣华

[时间:2022-03-25 12:15来源:未知作者:admin浏览:]

  1938年,加拿大著名医生白求恩从相隔万里的大洋彼岸,来到了中国抗战圣地延安。时任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的江一真,见到了白求恩。

  江一真从山西接运八路军伤病员回到延安不久,接军委卫生部的紧急通知,要他去接待加(拿大)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大夫。江一真听说白求恩是位外科专家,还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协会理事,医术很高明。此时,江一真接运回来不少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的伤员,遇到不少疑难杂症,急需找人求教。白求恩的到来,真是天赐良机,红军培养的土医生江一真甭提有多高兴!

  江一真对与白求恩的第一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多年后江一真这样回忆道:他是个“引人入胜”的人,灰白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又平又扁的鼻子,模样很慈祥;但是,突出的前额,宽阔的下巴,又显得刚毅顽强。

  江一真与白求恩见面,作了相互介绍后就算认识了。江一真看到屋子里堆满了东西,大大小小的箱子。这些大部分是药品,还有一部X光机,都是白求恩带来的。这时,白求恩听江一真说前线下来很多伤员,心思早已飞到了伤员身边,他急匆匆地提起药箱,催促江一真快走。

  当时从前线接运来的伤员分散居住在几十个窑洞里,大部分伤员都急待进一步治疗。江一真带着白求恩,来到延安东边的二十里铺,从这条拐沟跑到那条拐沟,一刻不停地检查伤员的情况。

  虽然白求恩已经对延安的医疗条件有所了解,但看到这样简陋的医院还是有些震惊:炕上只铺着一把谷草,重伤员才有一条破棉被,轻伤员只盖一条破棉套。医疗器具普遍残缺,就连一般医院视为最普通的物品,如酒精、、橡皮膏等也找不到。至于肥皂、毛巾则更属于高级奢侈品。

  “我们条件太差了!”江一真愧疚地说。他听说白求恩要求很高,刚到延安时对某些现象看不惯,批评指责,还发了脾气,曾让一些负责人很尴尬。

  白求恩听了翻译后,神情严肃地说:“这是事实。正因为条件差,才需要工作。我一到延安,就有人对我说,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八路军的医疗工作,跟外边大医院也不能比,把正规医院的办法搬来行不通。我已经看到了,也相信了。可是,怎样才能求得进步呢?我们能不能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来改变这种局面呢?”

  随着与白求恩接触的增多,江一真对白求恩的了解也加深了,白求恩性格耿直,有啥说啥,言出必行。不少人都认为这个洋人脾气有些古怪,不好相处,好管闲事,但江一真倒觉得与他挺投缘,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所以和他经常能够推心置腹地谈些心里话。

  在一次交谈中,白求恩抱怨道:“江,你们说的和做的为什么总是不一致,前线需要我们,战士们需要我们,为什么老是找各种理由拖延呢?”白求恩摇摇头表示难以理解。

  原来,白求恩向有关部门提出组织战地医疗队上前线的请求,一直没有下文。据说讨论了几次,认识还是不一致。有的人说,延安需要他;有的人提出敌后太艰苦;还有人说白求恩年近半百,怕跑不动,反而需要派人照顾他。当然,这些讨论情况白求恩或许不清楚。

  对此,江一真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是以理解的态度,做白求恩的说服工作:“不要急,上级部门肯定会考虑你的提议,不过需要时间。”

  “前方士兵在流血,在死亡,你还说不要急!”白求恩挥舞着手,把一腔怒气都往江一真身上发。

  “也许上级部门有自己的考虑,比如你作为一位外国人的安全问题等。像马海德一样,在延安可以做我们的卫生顾问,也有医院,也可以发挥作用。”江一真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不,在前线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要反映。”白求恩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拍了拍江一真的肩膀,“哦,对不起,不该对你发火。”

  但白求恩上前线的事情,却以一种“白求恩方式”解决了。当白求恩听到对他需要特别照顾时,他忽地跳起来,抄起圈椅,朝窗户飞掷过去,椅子砸断了窗棂子,落到院子里。他怒气冲冲地叫道:“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咖啡、嫩烤牛肉、冰激凌、软绵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都有了!为了实现我的理想,都抛弃了!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自己!”在场的人为之惊愕失色。可是复杂的问题却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第二天,江一真陪同白求恩到医院巡诊时,碰到马海德,白求恩显得很兴奋:“我要上前线了。”马海德早几年随斯诺一起到陕北保安,后留下来参加了红军,算是个老革命了,懂得一点“组织纪律性”。他笑着提醒白求恩说:“诺尔曼,你昨天的举动太莽撞了。”白求恩不管这些,仍然嘻笑着说:“我可以为此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要向拄拐杖走路的残疾人道歉!”这就是白求恩的方式,白求恩的性格。

  1938年5月2日,白求恩像统兵挂帅的将军一样,雄赳赳地率领着他那支医疗队出发了。江一真送行时,他拉着江一真的手说:“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岗位是在前线。希望我们早日在前线见面。”

  江一真与白求恩分开后不久,就带领八路军卫生部的手术队出发到西线了。白求恩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的约定,到五台山后,几次来电要江一真到晋察冀根据地,但江一真却因要救治伤员而无法脱身。1938年8月,江一线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检查了军委卫生部工作,认为延安后方机关没有多少事,而最需要医务人员的是前线。于是向广大医务人员发出到前线去的号召。卫生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三个医疗队,由原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姬鹏飞带一队到新四军,现任部长孙仪之带一队到一二九师,江一真带一队到晋察冀根据地。

  11月25日,江一真他们赶到了灵丘县下关村,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二所所在地。

  这时,江一真得知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广(灵)灵(丘)公路上的伏击战将要打响。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枪声就是命令!江一真果断地决定改变原定路线,迎着枪声,赶往战场。

  当他们赶到黑寺的时候,江一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正是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的白求恩。江一真吃了一大惊,原先他以为白求恩所说的上前线,不过也是在医院,没想到手术室这么靠近战场,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江一真明白这可以为伤病员的治疗赢得宝贵的时间,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他也深感要向白求恩医疗队学习。

  后来江一真才知道,本来白求恩还要求把手术室再靠近前线一些,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不同意,才选定这里作为手术室。

  手术室设在一座破庙里,抬伤员的担架把庙门都堵住了。做手术的只有白求恩一人,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协助做麻醉手术的翻译也累倒了,助手给伤员输了血,被强令休息。庙里没有汽灯,只点着两盏马灯,灯光昏暗。江一真得知白求恩已经在手术台旁连续不间断地工作40个小时了。白求恩年纪较大,眼睛花,又连续熬夜,做手术看不清楚,还得用手电筒照着,还不时俯下身子查看伤口。外面是冰天雪地,而白求恩额角却沁出了汗珠,嘴唇干裂得出了血,透出口罩的眼睛布满血丝。

  尽管久别重逢,但他们来不及寒暄。江一真顾不得卸下骡驮子架手术台,马上跑上前去,从白求恩手中接过手术刀,把他顶替下来。白求恩已疲惫不堪,几乎站立不稳了。

  12月7日,江一真从前线回到了杨家庄。白求恩也从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回来。原来他离开手术台后,根本就没有好好休息,又到医院去检查伤员情况。这时,他们才有时间表达久别重逢的喜悦。白求恩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紧紧地抱住江一真的肩头,兴高采烈地说:“很高兴我们在前线又见面了。”接着,他又夸耀似的说:“真了不起!我刚刚检查过前线个受感染。这是一件空前的事,一个巨大的进步!”

  江一真也受到感染,回报以同样的热情:“这简直难以置信,你真的做到了,祝贺你,真为你高兴!”江一真知道,在延安时,白求恩曾向提出,只要作战时把手术室设在靠近前线%的伤员恢复健康。消息传出后,就有人背地里说他“这是吹牛”。江一真特别不能容忍一些人不仅不行动,反而说风凉话。同时,他十分佩服白求恩是个言行一致,说了就付诸行动的人。

  在江一真面前,白求恩打开了话匣子,介绍说:有个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在受伤后8个小时动了手术,被救活了;而另一个在18个小时后才动手术,最终没有救活。生死之差就在10个小时。

  江一真在为白求恩高兴的同时,也发现白求恩到前线的几个月里,人憔悴了,也变得“土气”了。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打着绑带,留着一脸又粗又硬的灰白胡子,显得更为苍老,但也显得更愉快,更活泼。可见他的心情还不错。

  随着与白求恩的接触增多,江一真对他的身世、爱好、品格等有了更多的了解。江一真觉得白求恩的确是和旧世界、旧观念、旧传统势不两立的,他身上永远充满创造的活力。

  白求恩当时在国外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与八路军一起战斗。而且他不把自己当外国人,以像个中国人、像个“八路”而自豪,忘我地投入中国抗战。他到晋察冀半年多,担任军区卫生顾问,把医疗卫生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创办了模范医院,自制了各种医疗器械,如有名的“卢沟桥药驮”,规定了“消毒十三步”的操作程序,还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守则。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每天工作18个小时,平均一天做七八个手术。特别是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多次上到最前线,为战士们治疗。

  白求恩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要有狮子的勇敢,慈母的心肠。”他对伤员像慈母,像教徒对上帝一样虔诚;对那些不把伤员放在心上的人,他就是一头暴怒的狮子。他可以为伤员端屎端尿,和颜悦色,但一看到有人办事拖拉,敷衍了事就会大发雷霆。特别是看到对伤员不负责任的现象,他更不能容忍。一次,他看到一个医生用手术刀削梨吃,他愤怒地把那个医生推出屋,禁止他做手术。有个医生没有给伤员上夹板,还挨过他一巴掌。

  江一真也曾当过白求恩的助手。黄土岭战役时,江一真带队上前线,白求恩身体不好,本不想让他去,但他坚持要去,后来还是去了。没想到就在为一位团长动手术时,指头被划破,造成感染。江一真提出要截肢,但白求恩不肯,结果病情加重,终于不治。

  刚到晋察冀前线时,鉴于医务人员严重缺乏的状况,白求恩向司令员提出了开办卫生学校的建议。当时军区领导对此也极为赞成和重视,并希望白求恩来主持筹办卫生学校事宜。白求恩认为自己是一位外科医生,希望能自由地到战场前线近距离地救助伤员,所以不愿意受后方学校的拖累。同时,他提出最好能取得延安卫生部的支持,向卫生部借一两个教员来主持建校工作。而这个主持者“必须是一个能互相协调的能胜任的人,要机动,积极,有创造力和理想,并且有教导和监督他的助手的能力……”

  正在这时,江一真的到来使得白求恩格外高兴。白求恩认为江一真是担任卫生学校校长的最理想人选,不仅是因为江一真有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而且不像自己会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白求恩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向江一真提出来。早在延安的时候江一真就领教过白求恩的执著,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很难改变。于是,江一真有所保留地答应说:“试试看吧!”他想反正最后也要由组织上决定。

  很快,白求恩正式向军区和司令员推荐江一真担任卫生学校校长。白求恩的建议也正符合的心意。

  1939年4月,军区卫生部向军区首长正式提出在原卫生训练队的基础上,组建军区卫生学校的报告。对此十分重视,不久便批准了这个报告。按照的意见,江一真开始了着手筹建卫生学校的工作。

  办学校最紧要的是如何解决教员问题。白求恩将此事一直记在心里。他到冀中前线医治伤员时,惊喜地发现冀中军区卫生部门有多位医学教授,还有两位从北平护校毕业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当过护士的女同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白求恩欣喜不已,回到晋察冀军区后,马上向上级作了汇报。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等,听说了晋察冀军区创办卫生学校的困难后,顾全大局,答应把冀中最有名的专家教授输送到学校教课。先后从冀中军区抽调了殷希彭、张文奇、张禄增等5位专家教授到卫生学校任教员。

  万事开头难,创办卫校,完全是白手起家,没有物质基础,没有教材,没有教学设备,必须全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江一真和教员们一起,认真研究,脚踏实地地进行着准备。

  这期间,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奔赴冀中抗日前线,为伤病员做手术,但他时刻没有忘记创办卫生学校的事情。他把创办一所好的卫生学校,尽快培养出合格的医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利用战火纷飞的空余时间,为学校拟订教学计划,亲自编写各种医学教材。

  当白求恩从冀中回到冀西时,卫生学校已经迁移到了神北村,各项筹备工作也进行得较为顺利。

  在各方面的积极支持和努力下,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唐河东岸的牛眼沟村正式宣告成立。白求恩高兴地参加了开学典礼。

  开始,白求恩亲自给卫校学生上课。他给学生作示范,讲解医疗器械的使用,讲得十分透彻,特别讲到他发明的“卢沟桥药驮”。白求恩还亲自为一名下肢陈旧性骨折病人进行手术,江一真做他的助手。这是专门为见习安排的一次手术。白求恩从手术的准备、洗手消毒、穿手术衣、戴手套、创面消毒、铺手术巾,到麻醉、开刀,一步一步做起,甚至对怎样持刀、怎样止血、结扎、缝合等,都讲得具体明白。白求恩精湛的技术、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江一真深受感动。

  随着工作中交往的增多,江一真与白求恩的感情愈加深厚,简直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天,白求恩对江一真说,这里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准备回加拿大和美国。江一真问他是不是想家了,白求恩毫不掩饰地承认了,但他又告诉江一真说,他想回去,并不是寻找过去的生活,也不是在这里生活得腻烦了。在他看来,看着虱子在腿上爬,比欣赏芭蕾舞更有趣;在一座残破的小庙里,背后有一个20尺高的没有表情的神像盯着他做手术,比在一间有绿瓷砖墙、自来水、电灯和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医院做手术更有意义;在神仙的炼丹炉旁按动打字机编讲义也更富有浪漫色彩。江一真了解他,他知道白求恩所说所做都是真的。因为战争环境的艰苦和忘我工作,白求恩的牙齿坏了,一只耳朵几乎聋了,眼睛也坏了,手指在手术中多次感染,这些都没有使他忧愁,他是一个乐天派,但他却深深地为八路军医药的缺乏而苦恼。

  在江一真面前,白求恩多次表露出这种忧虑,他为只剩下20多根羊肠线而不安。他对江一线根羊肠线都用完了,将采用什么代用品来缝伤口呢?自己准备回国也就是为了这个。他还向江一真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进步人类理应把中国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因此他要回加拿大和美国,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八路军进行抗战。“这儿是我的生活领域,这儿需要我,我一定还回来。我为什么不回来呢?”江一真为这位国际友人的真诚深深感动。

  正当白求恩准备回国时,日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大扫荡”,白求恩临时改变了计划,带医疗队奔赴涞源前线,抢救伤员。江一真很担心白求恩的安全,特别是他的伤口已经感染。没想到白求恩却在这次“大扫荡”中因伤口感染而不幸牺牲了。

  噩耗传来,江一真极为悲痛,不仅损失了一位为抗日战士救伤治病的好大夫,更失去了一位知心的朋友。白求恩在弥留之际留下的遗嘱中交代,把他的所有用品都分给大家留作纪念,其中提到要江一真挑选两件。后来江一真按照他的遗愿,含泪挑选了一把手术刀和做手术戴的白手套。江一真怀念道:他曾经给我那样多的帮助,在遗嘱中还特意要我挑选两件遗物作纪念,而我在他病危之际竟没尽一点力量。每想到这里,我总是追悔莫及,忍不住要落泪。

  11月17日,反“扫荡”战斗期间,军区在于家寨为白求恩举行隆重殓葬典礼。中共中央发出了唁电和给白求恩家属的慰问电。在延安也举行了仪式,亲笔为白求恩题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并发表了《纪念白求恩》这篇不朽篇章。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军区决定将卫校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江一真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他感到这是组织上赋予自己的重任,他作为与白求恩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有责任担当起这项神圣的职责,培养出更多像白求恩一样的白衣战士。

  白求恩牺牲后,又有两位国际友人来到了白求恩卫生学校,他们就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和巴苏华。

  1940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江一真接到军区卫生部的电话,告诉他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和巴苏华两位医生已经到了第三军分区,要卫生学校派人去接他们。

  路上,江一真仔细打量了柯棣华和巴苏华,尽管天气热,但他俩的衣着却很规范,连腰间的皮带也没有解下来。柯棣华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一副憨厚谦恭的神态,像是福建老乡。见面的喜悦,难掩柯棣华他们脸上的倦意。从延安辗转到这里,经过半年多的跋山涉水,路途上的劳顿,可想而知。江一真知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于是安排他们在村子中的一户老乡家住下来。

  “江校长,我想知道分配我们做什么工作?”柯棣华问。没想到柯棣华竟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柯棣华嘴唇动了动,终于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江一真看他俩用热水洗过脚后才离开。回去的路上他想,两位印度大夫还是好说话,不像白求恩的脾气那样犟。

  第二天,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专门组织联欢会,欢迎柯棣华和巴苏华的到来。

  江一真既担任校长,同时又要分管附属医院的工作,除了行政、教学等一大摊子事情外,他还要亲自做一些大手术。他知道柯棣华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外科大夫,就想先安排柯棣华做助手,等熟悉一段情况后再说。柯棣华一听说要帮助做手术,很是高兴。

  第二天,江一真有一例重要手术要做。当他来到手术室时,发现柯棣华早已经洗好手等在那里。柯棣华的配合得心应手,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柯棣华到底是受过高等教育,基础好,又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前线的情况。他手术做得干净、漂亮。慢慢地,他就可以独立地主持一般性手术了。

  从见面的第一天起,江一真就感到柯棣华脸色不好,开始以为是旅途劳顿也就没有多问。但后来一直都是如此,作为领导,江一真有责任关心他。但当他每次问到柯棣华,提醒他要注意时,柯棣华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没有问题、不要担心等应付过去,一工作起来把什么都忘了。

  一天手术后,柯棣华突然弯下腰蹲在地上,显出痛苦的神色。江一真赶忙扶他躺在一张诊断床上,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还不肯说。在江一真的再三追问下,他知道再也瞒不住了,才如实相告,说他下腹痛,伴有饥饿感,大便时曾排出过绦虫。

  9月中旬,“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柯棣华和巴苏华都坚决要求到前线去。

  柯棣华找到了江一真,提出到前线去的要求。江一真不同意他去,理由很充足:不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是因为他是个绦虫病患者。柯棣华根本不听江一真的理由,一连几天缠着他,软磨硬泡,总之就是想说服江一真,但江一真还是硬着心肠不松口。

  最后,江一真勉强同意了柯棣华上前线的要求。同时江一真一再交代随柯棣华去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柯棣华的起居,不能让他太劳累,做到劳逸结合。

  随后,柯棣华和巴苏华被分别派到三分区和四分区工作。临行前,他俩还提出挑战,看谁治疗伤员又好又节约材料。他们回来时已经是10月中旬了。虽然柯棣华讲起战场上的事还是一脸兴奋,但江一真发现他黝黑的脸膛透出黄色,人显得消瘦,眼窝深陷。江一真从随去的同志那里得知,柯棣华在前线人施行了手术。似乎在他脑子里不存在什么苦和累,也不存在什么危险,只有千方百计地抢救伤员。有一次他曾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听到这些,江一真是又急又气,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不免埋怨随去的同志为什么不阻拦,让他这样拼命。随去的同志也感到委屈,说:“你试试看,他那犟劲,你能说服得了吗?”这时江一真不得不承认,自己最初对柯棣华的印象并不准确,在某种程度上他与白求恩是一样的犟,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经过各方面的观察,江一真认为,柯棣华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合适人选(此前一直没有找到)。他和政委喻忠良商议了多次,最后决定提名柯棣华担任这一职务。报呈军区领导后,得到批准。

  1941年一年中,柯棣华施行了430多次手术。除了一般外伤的治疗,如腐骨摘除,捡取弹片等手术外,他还从事一些难度很大的手术,效果很好。敌人“扫荡”间歇时,他则协助各军分区的诊疗工作,奔走诊治,常达数百里之遥。

  有一次,一位连长在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伤,抬到医院,当柯棣华打开经过简单包扎的伤口检查时,伤势的严重程度令他大为吃惊,原来病人的腹部被炮弹炸成重伤,直肠穿孔,并伴有吐血,面临生命危险。

  这种情况以前还很少碰到,柯棣华不敢擅自作主,马上把情况报告江一真。江一真也感到很棘手,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按照现有的医疗技术和条件,要做这样的大手术是没有把握的,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但时间又不允许再往其他地方送,必须尽快做“胃肠吻合”手术。江一真果断决定:“可以试一试,施行手术。”江一真还对柯棣华说:“像打仗一样,我们不能要求指战员每战必胜,但是我们反对鲁莽的指挥员。因为他对敌我双方都缺少必要的了解,又不肯做认真、细致的准备。只要做到胸中有数,就大胆地干吧。”江一真的话卸掉了压在柯棣华心中的石头。同时,江一真还决定自己当柯棣华的助手,协助他做这次手术。柯棣华喜出望外,更加增强了做好这次手术的信心。

  经紧张的准备后,手术马上进行。柯棣华小心地对伤员的伤口进行了清洗后,细心地找到伤口处,进行了“胃肠吻合”手术。手术从上午8时开始,直至下午4时多才结束。手术过程中,柯棣华疲劳过度以致晕倒在手术台前,江一真马上命人将他抬出救治,自己则接着将手术做完。经过8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终于把这位连长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手术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晋察冀日报》还专门作了报道:这是不平凡的手术,它需要从各方面注意――严密的消毒,丰富的经验,熟练的技术。

  柯棣华的工作受到大家特别是当地老百姓的称赞,人们都拿他与白求恩进行比较,就连他的肤色也成了人们传说的话题。村上有一位老中医写出两句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洪重现黑大夫”。这反映了人们对白求恩的怀念和对柯棣华的爱戴。柯棣华在人们心目中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个白求恩”。

  江一真遵照的指示,对柯棣华极为关心,总是在生活上给予尽可能的照顾。

  在患难与共中,柯棣华和本校护理教员郭庆兰了解加深,产生了感情。大家都为这对异国情侣而高兴。郭庆兰在近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江一真很关心我和柯棣华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们能够结合,极力撮合,有意当我们的红娘。看到时机成熟,他分别找我和柯棣华谈了话。我俩都表示同意。江校长为这件事还专门向司令员作了汇报。听后也表示赞成,认为组织家庭对照料柯棣华的生活和他的健康有好处,并要江一线日,在老乡家临时腾出的一间西屋,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不久,这对新婚夫妇就遵循当时的惯例,各自回到原先的住处,只在星期六才住到一起。直到1942年夏天,柯棣华病情严重,江一真才说服他们一起生活。

  柯棣华因为绦虫病引起的癫痫时有发作,每次昏厥时间也渐次延长。非常焦虑,要江一真向柯棣华转达让他易地治疗的意见。

  江一真向柯棣华转告了的意见,但柯棣华还是坚持不离开前线。后来亲自劝柯棣华,柯棣华还是坚持不离开前线。只得交代江一真一定要注意柯棣华的身体。

  当时,粮食运输发生了很大困难,边区粮食出现紧张,从冀中平原筹集的粮食只能送到山边,然后山里的单位再派人去背回来。柯棣华作为一院之长,不仅要过问,而且亲自参加。因为他身体不好,江一真曾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参加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每一次都被他笑着拒绝了。

  通过认真学习和艰苦环境的磨练,柯棣华亲身体会到中国的伟大,心里埋藏着一个愿望。有一天,柯棣华突然问江一真:“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吗?”说这话时,柯棣华显得有些拘谨,这是他们相处两年来很少见的。江一真明白,这是柯棣华经过深思后很慎重地提出来的,而且也一定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才会这么在乎。

  江一真笑了,因为他早知道柯棣华有入党的愿望,并且认为他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因为了解柯棣华,江一真还曾向作过请示,他心中有底,于是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可以。”

  接着,柯棣华诚恳地说:“江校长,你对我比较了解,你愿不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老柯,我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认为你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认真主动,表现很好,完全符合一名员的标准,我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而感到光荣。”江一真推心置腹的话语,令柯棣华也深为感动。

  1942年7月初,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军区党委批准,柯棣华加入了中国。

  柯棣华入党后,学习和工作更加勤奋。这年秋天,他写完了《外科总论》讲义后,接着又开始编《外科各论》。他信心十足地说,有把握在年底前交稿。

  江一真还是很担心柯棣华的身体。因为他的癫痫发作得更厉害,连续发作的时间更短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为了防止柯棣华发病时咬破舌头,江一真想出一个办法,特意将一块毛巾裁成两半,经常带在身边,以备柯棣华犯病时能及时塞垫到他的嘴里。同时江一真还把郭庆兰调到柯棣华身边,住在一起,并交代她一定要照顾好柯棣华,必要时要“严加管束”。

  得知后十分焦虑,除派姜齐贤部长专程看望,送来挂面和棉被外,还指示卫生部和江一真要多考虑几种方案。一是到延安去休养一段时间;二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附近的城市去住院;三是到香港或回印度去治疗。江一真向柯棣华传达了的三点建议。组织上的关心使他激动万分。事后柯棣华对江一真说:“病当然要治,能治愈就更好了。可是对我这种病还没有找到医治的办法。既然哪里都不能治,还不如留在这里,还能多做工作。再说形势严峻,伤员们也离不开我。”在这个时候,柯棣华关心的仍然是伤员们的病情,关心着他要在年底完成写书的任务。

  谁料想,一部《外科各论》竟成了他再也无法完成的遗作,柯棣华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笔永远停在了第273页上。

  1942年12月8日,柯棣华给学生们上完课后,又带着20多名学生进入手术室实习。当晚,江一真刚刚离开学校教务处,一位同志从身后赶来,气喘吁吁地告诉江一真:“柯棣华院长又犯病了。”江一真的心猛地一沉,二话不说急忙向柯棣华住处奔去。江一真第一个赶到柯棣华的住处,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柯棣华。他黝黑的脸膛显得格外憔悴,嘴角上挂着白沫和血丝。他的妻子郭庆兰正在用一块湿毛巾为他擦拭。见到江一真进门,他支撑着要坐起来,江一真急忙将他按住,探下身子,关切地问:“感觉怎么样?”柯棣华略带歉意地向江一真笑笑,吃力地说:“没关系,你休息去吧!”

  话音刚落,柯棣华的癫痫又剧烈发作,非常严重。后来其他医生听说后也赶来,大家全力进行抢救,能采取的措施都用上了,但都未奏效。9日上午再次发作时,他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病魔终于夺走了柯棣华的宝贵生命,年仅32岁。江一真守在他身边。眼看着这位国际友人、多年共同奋斗的战友在自己的怀中逝去,江一真悲痛难忍。

  亲笔题写了挽词,指出: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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